（二）主体的规范：主要以香港辅警制度为借鉴 为了规范辅警参与警察执法活动，应从准入、培训、考核与奖惩等方面着手，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及其制度。
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宪法观与制定五四宪法的初衷大相径庭。（同上） （如果遇到紧急关头）就是要集中权力，要能灵活使用。
我们起草宪法那个时候，乔木称赞斯大林，我就不赞成，我就赞成列宁。这就意味着，如果五四宪法按照前文中提到的设想，为本国规模最大的政党的党魁仅仅安排一个礼仪性的角色，国家政治生活必定会走向分裂。更值得讨论的问题或许是，中共与中国人民的制宪意志，是否只是对斯大林的判断的反馈？如果不是，那么选择在1954年制宪的意图何在？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0次会议上，周恩来曾对制宪目的做了阐释，这也是目前笔者见到的公开资料中，中共对为何制宪这一问题最早的表态。结语 在毛泽东彻底退居二线，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职位之前，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套十分成功的宪制设计。也因此，任何落实为宪制的对最高权力的分割，都是对全国人大（最高权力机关）-国务院（执行机关）这一既定架构的冲击。
可以看出，在中共领导人眼中，这时的中国，阶级关系和生产资料所有制正处于流变之中，制宪并非恰逢其时。或者说，它标志着革命在新的条件和层面下的新开端。（2）由常委会授予国家名誉主席的称号显然是越权，荣誉称号不应包括国家机关的职位（哪怕是虚职）。
[50]此后，为了规范与清理各级政府、团体举办的表彰项目，在2006年至2009年期间由中央纪委牵头，全国共清查出各种评比达标表彰项目148405个，仅保留了其中4218个项目，总撤销率为97.16%。这就意味着，荣誉制度对于主流政治价值的培育存在限度，即政治价值最终需要在政治过程中得以证明和实现，如果在政治现实与英模宣传的反差过大，则会造成荣誉制度权威性受损。然而就港英政府而言，荣誉制度的功能并不仅限于此，港督戴麟趾（Sir David Clive Crosbie Trench）在1971年回伦敦述职时，向英国政府要求增加授勋名额，理由是诸多社会人士在没有物质报偿的情况下，为社会做出了颇多服务和贡献，不管是否认同授勋是一个合适的方法来延续这些服务，但事实是在香港社会如此看待的，以及授勋是总督手中一个珍贵的、甚或是不可或缺的杠杆[65]。荣誉制度下的英模塑造过程，代表了国家意志对于社会价值的规训和引导。
长期以来，国家荣誉制度一直被定位于人才制度，侧重发挥其人才激励功能，引导公众的知识创新和奉献精神。就荣誉制度设计的初衷而言，应当使多数荣誉制度具有足够的草根性，这不仅是基于反对特权的需要，而是促使国家的政治动员可以延伸至社会底层。
同时全国总工会、全国工商联也开始举行全国关爱员工优秀民营企业家的评选。因此国家荣誉制度的设计和评价也均围绕着现代化建设，在荣誉设置、评选程序、目标人群等方面均体现了国家任务的要求。由此，国家荣誉立法应符合宪法所设定的原则和权力分工的要求，旨在提高国家荣誉的权威性和稀缺性，强调评审机制的独立性和参与性，并通过荣誉评审来培育公民健全的政治人格。在1960年至文革前的阶段，国家荣誉更多地体现为象征性的政治符号，特别是对以雷锋为代表的英模的表彰和宣传，其根本目的是以其的模范行为与强烈的阶级感情，尤其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积极性和忠诚性，提高民众共产主义品质的修养[40]。
在改革开放之后，荣誉制度的政治吸纳对象从建国初期的政治精英转移到了经济精英（私营企业主），通过对于经济精英的吸纳，完成了执政党与新兴阶层合作。[47]虽然这种举行颇有争议，但是却可以加深对于荣誉制度的认识：荣誉制度不应局限于授予者的单方行为，而是应该更多体现权利色彩与协商性质。诚如学者所指出的，仪式是带有转化力量（transformative power）的一场面向公众的表演，主事者通过这场表演向观众展示他们的信念及力量，以达到转化公众以至改变政治及社会的功能。这种双重主体的荣誉制度是基于制宪者对于两者关系的理解，即将国家荣誉视为公民荣誉的基础。
在根据《共同纲领》制定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明确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并颁发国家的勋章，奖章，制定并授予国家的荣誉称号。在这个时期的荣誉立法中，不仅革命者对于其制度初衷产生质疑，并且有参议院议员专门就此事进行质询。
在目前我国法律确定的荣誉制度中，针对特定职业的荣誉仅有军人、警察与教师——之所以在相关立法中明确强调对于上述职业群体的奖励，其原因在于这些职业具有高度的奉献性，需要以立法形式提高其社会地位，以保障国家安全与教育事业的发展。此外，应当严格界定国家荣誉与政治职务之间的关系，国家不应当将某些政治职位当作国家荣誉授予精英，这种做法既损害了国家荣誉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也不利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健康发展[82]。
一个是公民社会层面的基本价值，如真、善、爱、美、诚、信。首先值得关注的是民国元勋戴季陶在1912年袁世凯公布《勋位令》之后，所发表的颇为激烈的反对意见。长期以来，作为政治吸纳机制的爱国统一战线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理论重视和实践运用，通过理念、方式与过程上的整合，成为执政党发挥其软权力的重要载体，是我党获取政治合法性和政治整合的重要手段[63]。(19)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13年12月28日。与此同时，国家荣誉制度兼具重要的宪制功能，包括了对于政权合法性的建构、对于政治利益与诉求的吸纳、以及对主流价值观的引导。从历史的角度观察，无论是民国时期或是新中国，都注重发挥荣誉制度和国家纪念对于政权合法性的建构功能。
[27]学者指出，荣誉制度的实现过程不仅是作为生产管理技术，也是政治动员与权力意志实现的过程[28]，而这一阶段的经验对于此后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的荣誉制度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个过程不仅是对于特定英模的塑造过程，也是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的必要步骤，学者对此指出国家荣誉、国家标志、以及国家的历史、价值、信仰等均是国家主义者的情感取向（affective orientation），而这显然是通过这些符号将政治价值内化为人民感情的过程。
而较之于其他吸纳方式而言（比如遴选为民意代表、授予名义性公职等），授予国家荣誉更加富有制度弹性。第三部分从国家荣誉制度的宪制功能角度，以历史材料与法律文本为依据，论述国家荣誉制度在合法性建构、政治吸纳、以及主流价值观培育方面所独有的功能。
[19]这种通过荣誉制度进行的规训，大致可以区分为两个层次：一则是区分是否获得荣誉来表明权威意志的指向，二则是在荣誉体系内部实行严格等级划分。而第67条与第80条分别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规定和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与国家主席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则是在宪法学中常用的荣典权（授予个人荣誉）。
为了促使国家荣誉制度的规范建构，中央政府进行了初步的改革，包括了规范荣誉设置主体、减少荣誉数量、确立荣誉设定的原则。现有研究已经对由政治领袖构成的建国神话的叙事和逻辑进行了研究(9)，但是却很少涉及荣誉制度下的小人物，事实上后者才可能填补民众对于国家想象的空白，将愈发疏离的民众与国家连接起来。（二）国家荣誉制度的宪法叙事 具体的荣誉评价应契合与凸显国家目标，而整体意义上的国家荣誉制度也最终服务于国家根本任务。其次，国家荣誉立法应当符合宪法所设定的原则和权力分工的要求，将国家荣誉与公民荣誉、权利和尊严连接起来，运用荣誉制度达成国家建设任务的目标，规范荣誉制度的设定权限和程序。
显而易见的是，通过法典化的方式统一规定荣誉制度的类型、原则、设定、颁授、决定、监督以及法律责任等事项[4]，整合目前碎片化的荣誉体系，这更加符合法治的理想模式——可以使荣誉制度在位阶、权限和责任上实现制度化和可预期性[5]——同时这也无疑需要更高的立法技艺，以及对立法背后关于国家荣誉制度的理念、规范和功能的深入认知。无论一国的政体如何，作为体现国家存在的国家荣誉是存在的，不过这种荣誉制度在民主化的潮流中已摒弃了君主特权的色彩，而被赋予了民主共和的意味[13]。
[49]即使在中央政府部门授予的国家荣誉中也多次出现了个性化荣誉称号(17)，比如献身国防现代化的模范干部（中央军委1993年授予）、抗震救灾英雄少年与抗震救灾优秀少年（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2008年联合授予）均没有在后来继续颁授。具体请参见，郑淇.人民英雄纪念碑 十万群众观摩为浮雕提意见[N].新京报， 2013-09-11(CT06). (22) 具体请参见，《内政部关于革命烈士的几点解释》，1950年10月15日。
政务院下属34个机构的109个正副职位中，民主人士占了49个。而行政奖励则应附着于行政活动之上，是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目的而自由裁量的范围[83]，具有相对的灵活性。
而在此过程中，通过国家荣誉制度树立英模的方式较之于空洞的政治说教更加直观。事实上，科技领域的国家级荣誉也是我国少数具有专门管理与评审机构的奖励类别，科学技术部下设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是我国目前专门从事科学技术奖励的机构，负责的国家科技奖励包括了国家科技四大奖项（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评选工作。换言之，从荣誉制度到荣誉权利之间的衔接仍然欠缺必要的程序和步骤，尤其是围绕国家荣誉的公法上的请求权的建构。而周恩来在奠基典礼上的致辞，则更强调纪念活动的现实意义，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58]，这说明在合法性建构的另一端是国家对于人民的勉诫，以促成国家目标的实现。
诚如《解放日报》对于表彰活动意义的阐述，认为此项荣誉制度可以树立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良好社会形象，形成正确有力的政治导向，引导和激励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培养和建立一支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分子队伍[73]。在中国共产党四中全会决定中也再次强调了制定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表彰有突出贡献的杰出人士。
而在1982年宪法修订前，中共中央曾专门发布通知，提出在涉外场合既要反对闭关自守、盲目排外，又要反对奴颜婢膝、卑躬屈节，在同外宾接触中，不要冷淡回避，也不要围观尾随等礼仪要求，也正是基于维护国家荣誉的现实需要，可以表征国家荣誉与个人荣誉的内在逻辑关系。(2) 《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国发[2012]41号，2012年8月20日。
在这篇著名的碑文中，将国的含义定位于中国，而非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意味着，荣誉制度也需要受到共和原则的限制，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共和国中不应通过荣誉区别或者划分政治等级，在美国宪法中的禁止授予爵位（title of nobility）的规定正是出于此种目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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